首页「拉菲娱乐挂机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呈现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文化特征除了商业利润，作品中反映出爱与自由、勇敢担当的精神内核，具有鲜明时代和民族气息。最终引向我们对影视艺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思考。《影视鉴赏》一书中提到：“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影视作品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影视艺术的国际性是指影视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影视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影视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修辞特色、题材历史性社会性、审美心理等深深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影视作品都饱含了所处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文化元素，不同的历史背景需要不同的精神导向，揭示不同的社会矛盾，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精神风貌以及当下人物特有的性格塑造。我国的电影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特点，《甲午战争》、《红高粱》、《黄土地》是著名的名族电影代表，“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上，并且成为影视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其次表现在影视作品形象的传达出了民族的情感和意愿，更在于它进一步追溯到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更加富有思想深度和哲理意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向不同国家传递自己的文化价值。面对多元异质文化，我们需要借鉴和发扬。通过电影所处文化背景下的视听语言要素（光线、色彩、构图、音响、画外音、蒙太奇等）、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其运用的修辞（象征、隐喻等）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民族影像价值和获得“他者”认同，达到观者情感与作品内在情感的共鸣，最终实现作品潜在价值的认同。当代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向不同国家展示着自己的文化价值，其中包括艺术、传统、习惯、社会风俗、道德伦理、法的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著名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跨文化空间：作为世界电影的中国电影》中说到：“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土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夏衍作为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也谈到：“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最具直观、形象和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民族精神、政治文化、人文景观的展示也是它兼具的使命，影视作品应该立足本土，将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语言相结合，汲取世界先进的电影技术、艺术手段、表现手法，增强民族影视的艺术感染力。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说明：由于国外影视间近年来出现的体制“合流”大趋势，特别是美国出台《1996年联邦电信法》后，以此为标志的信息产业媒介“空前大整合”潮流风起云涌，电影电视之间的分野已极其模糊（即产业形态和媒介壁垒正在打破和消融）。因此，本文在提及和使用“影视”概念时，一是多用影视合流的“泛指”；二是所提及和使用“影视文化传播”概念时，多限于“影视艺术作品”的范畴。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中美签署的WTO双边协议的内容来看，在文化领域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中国加入WTO影视业作出的承诺主要是：在电影上，增加“国外大片”的进口数量和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假如我们此时用“帝国文化的侵略”来谈论中国即将加入WTO的问题，那将十分刺激。这种刺激，很大程度上在于用我们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帝国文化”一词，很容易带上政治“大批判”的眼光。实际上，“帝国文化”一词，根本不是我们的“发明”与“创造”。在学术界，哲学领域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末就涉及此问题。作为政府间文化政策的主张，是法国文化部长雅克·郎于1982年，在联合国所作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演讲中就曾提出的。这种提法出自法国，直接的原因似乎是法国的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受到了美国的巨大冲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应当是法国文化的高度自觉与文化渊源的极其深厚，加之法兰西的独特个性。诸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促使了这种被称之为“文化愤懑”首先在法国，而后在欧洲的喷发。很快，这一问题得到了众多国家，主要是文化渊源丰厚，工业化程度很高，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的响应，并引发了一场颇具声势，颇为激烈的论战，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大讨论，甚至形成了学术流派。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这一问题陡然“再现”（我们毕竟要履行所签署的入世公约）。我们如何不是简单地，甚至只是感性地研究影视业中的“帝国文化”问题，而是深入地，在学理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已成为影视界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这问题也应当成为中国文化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影视上、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将有十分积极、甚至是重大的意义。本文将就中国加入WTO，国外影视，主要是美国影视对中国产生的的影响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学术见解。
2000年年初，美国商务代表白茜芙（又译白介夫）在洛杉矶贝佛利山庄的一席演讲，为美国影视工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带来一片喝彩，与会的八大影片公司主管和海外发行代表更是显露出勃勃雄心。美国电影协会主席贾克·瓦伦提(JackValenti)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加入世贸后，将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美国影视业提供难以计数的机会，其中包括影片开放进口、投资兴建影视院以及跨国合作拍片等。瓦伦提一向被称为美国影视工业的超级说客，他为了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曾多次在国会发表演说。瓦伦提的亲密伙伴、美国福克斯公司的东家，也是国际传媒大亨的梅铎(RupertMurdoch)，过去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从事进军大陆市场的努力，今年5月他也走到了前台，甚至开放位于洛杉矶西区的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并召开以进入中国大陆影视市场为主题的“亚洲娱乐与国际影视艺术”会议，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政府和影视界认识并进入中国巨大的影视市场。
美国娱乐业被归为“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1998年被称之为“王中王”的影视业与电视业，以及所带动相关的录像带、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等方面的总收入高达6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额的第一位，其中120亿美元是由影视业直接创造的。在美国影视巨子的眼中，中国内地不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影视市场，而且是世界影视最后的一个大市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的美国影视能在中国进入世贸后，到中国内地大发利市。就以过去数年为例，中国内地每年最多进口10部影片，美国电影业从中获得的平均收益是2500万美元，而在日本、香港等地的收入，由于少受到限制，往往都能突破10亿美元收入，这就带给他们无限的憧憬。美国电影协会联合会秘书长莫瑞（JamesMorel）指出：“中国大陆加入WTO后，第一年从美国进口的影片将从已往的10部增加到20部，中国人一向有看电影的习惯，若以每人10元计算，便能超过20亿美元。”莫瑞说：“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大陆每12万2千名观众才有一家电影院；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平均每8000-18000人即有一家。”因此，大陆开放外国影片进口后，势必兴建更多的电影院，而美国电影娱乐界不会错过这个良机。除了兴建近年盛行的连锁式电影院外，由电影票房连带产生的商业行为还有光盘、录像带、唱片、录音带、书籍以及纪念品的发行、销售，每一项产品衍生的利益都令美国电影垂涎三尺。有别于八大影片公司，一些零星的独立制片人则正在寻觅他们跟中国大陆电影界的合作方式。
日前由上海返回洛杉矶的一名先头人员表示，中国大陆本土电影制作正尝试技术性的突破，美国电影中的计算机影像合成技巧领先全球，未来这方面的合作可为美国业者提供无限商机。总之，当今美国影视业的上上下下，都开始摩拳擦掌，只待中国正式进入世贸后，便能随着美国商业大军长驱直入。
然而，对中国大陆有着更为深入研究的兰德公司（美国最好的思想库之一）却有其力排众议的看法。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影视业与其他工业不同，不可能像波音公司卖飞机一般，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也不似英特尔直接到大陆设厂，聘用当地劳工生产芯片而已，影视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面临政治上、文化上难以计数的阻碍。美国要真正打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市场，将要比纯粹的经济领域赚钱花费更多、更大的精力。但是，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影视业是中国入世后，美国进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产品的第一场巨大战役，胜败如何，直接影响美国在文化领域其他事业的开拓。兰德公司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它提出的问题，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市场意义，它让我们强烈而充分地感受到在中国入世之际，“帝国文化”开始的对中国新的巨大的冲击。兰德公司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狼来了”，可不是一般的“狼”。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影视在全球市场上越来越强大的占有率，并不是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秀影片。绝大多数的影片，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所谓巨片，不但仅仅是娱乐性强，而且有相当的作品文化品格颇为低下。当然，将美国影视等同于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高文化（highculture），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美国文化学者麦切尔·米达（MichaelMedved）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将美国的娱乐业，尤其是影视业视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也认为这些东西践踏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和腐蚀我们孩子们的心灵，但是，值得吃惊的是，世界都那样地欢迎美国的这些东西。”就麦切尔·米达的这番话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影视为代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一方面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而另一方面，它更开始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观、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论及大众传播媒介所涉及的“公共领域”时指出，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美国影视在腐蚀世界，而是世界在腐蚀美国影视。”对这种文化的全球性悲哀，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弗·贝尔的话语是极其精辟的：“这种文化性经济利益的获得，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决定了的。”
中国加入WTO，发达国家影视业，主要是美国的影视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
首先，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影视文化传播历来是不平衡的。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是第一影视大国。他们一是实施影视产品的单向流通，由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流通；二是进入流通的影视产品绝大多数是娱乐性的。他们凭借规模化经营、雄厚的财力和制作水平，借我国开放市场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加入世贸双边协议签署后，好莱坞、华纳、迪斯尼等各大公司立即研究中国大陆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大量招聘了解中国大陆影视市场的华人供职。在中国大陆，美国既要提供大量影视，还想建立院线。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在中国上空积聚了大量的卫星，虎视眈眈。
其次，他们利用资本优势占领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各大传媒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纷纷采用多层次发展战略，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使得竞争力飞快提高。世界范围影视投资成本越来越高，据统计，美国影视平均成本1996年是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而当年影片的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这对我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国影视平均规模不到美国影视的1%，对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难以满足需求。高投入，使得视听产品，特别是影视在跨国传播中，形成文化产品的单流向，即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在欧美大型传媒企业集团逐鹿欧美各国和洲际市场的同时，他们也把眼光紧紧盯住了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这片增长潜力巨大的传媒市场，千方百计想渗透这个市场。
第三，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垄断市场。国际传媒产业的竞争演变过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趋势而日新月异的。从最初的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领域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影视、电视等视听媒体的竞争。而今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影视、数字广播都已面世。影视、广播正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全面过渡。电脑特技（数码特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影视创作的主流，高科技手段已逐步取代传统影视。对美国影视而言，电脑特技如今是确保票房的最大热点，其卖价甚至超过了大牌明星。自从中影公司每年引进十部大片以来，国内观众的视听习惯已被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那些高科技制作的影片所熏陶。中国影视界的高科技手段才刚刚起步，还不足以与与国外抗衡，因此影视市场受到国外高科技手段拍摄大片的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与我国竞争。加入WTO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传媒企业优势与中国影视企业竞争。国外大公司发展不但已成规模，而且运作自如，如好莱坞、迪斯尼，无论是专业化水平、还是科技手段、人才素质、产业化经营，都比我国成熟许多、超前许多。据统计，1999年世界电视20强第一名的美国时代—华纳收入已达123亿美元。第十名的巴西环球组织是1965年4月才创办的，现已远远超过我国中央电视台。可见中外电视企业规模势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我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难以与国外大公司抗衡。
第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容易使我被动。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加入WTO后，会使我们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一方面，高新技术对我国封锁，高价卖出，使我国影视制作业陷入以高价引进依赖和知识产权陷阱。另一方面，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如对著作权的保护尚不彻底，这与国际惯例相悖。再比如，走私、盗版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规范市场的主要法律手段。在这方面滞后，将影响我国影视业的发展。
尽管“文化帝国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既广泛又复杂，但这一问题的起源，是基于影视业。目前看，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大致有这么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首先，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今社会之存在，主要体现为两种现象：政治体系现象与经济体系现象。文化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社会聚像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上体现出来。其次，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博士（JohnTomlinson）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发展因素，所以汤林森把对其前三者的论述都整合在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第三，美国著名批评家赛义德（EdwardSaid）认为，“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
尽管以上的三种理论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触及了文化制度。这些理论认为，所有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都有着相应的文化制度，而这种文化制度不是被人称做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认为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话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在这三种理论中，与视听文化，特别是影视文化关联性最强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理论。
在世界进入90年代后，人们更多地关注“国际经济一体化”等诸多问题，而忽视了美国用多种方式向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输出影视、电视节目和其他视听产品的现实。50年代和60年代，影视界还远不是美国的天下，法国、意大利等都占有重要的国际市场，而到了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75%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竟有85%来自美国……面对着这严重的现实，雅克·朗率先警觉并向世界提出“抗御帝国文化”的呼吁，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也许是站在这样两个角度：一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导致世界影视作品的雷同和文化的趋同？二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使世界影视丧失民族性的活力？尽管这样两个角度体现出了勇气和远识，但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却由此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美国的影视全球化传播是否会将美国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更深层的观念强加给世界各国？
显然，与牛仔裤和雀巢咖啡不同，美国影视迅速全球化的过程，传递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观念。用美国专栏作家约翰·热伊尔（JohnReil）的话说：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影视、广播等渗入其他国家。它通过宣扬衍生其信仰和行动的根基，直接触及文化的精髓。它貌似城里来的好心人，而实际上却是“魔鬼”。当然，要更为深刻地剖析当代美国影视所形成的“帝国文化”这一国际间文化传播现象，须触摸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不由使人想起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就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
审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的“帝国文化”现象，就其文化艺术范畴内的分析，不能不涉及到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影视文化霸权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第一，对影视美学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的经济主宰倾向。在分析当代美国影视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严肃主题也存在于美国影视中。无论是《生逢七月四日》还是《与狼共舞》，都能让人们感悟到这一点。但是，正如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美国影视作品的优劣，好像是英文的词根与词尾的关系。那些严肃主题的作品偶有出现，但给人以词尾的印象——稍有变化；而那些平庸的作品铺天盖地，恰似词根——长驻永存。分析美国影视的权力话语体系，有这样的几点可以予以阐释。具体看，当代美国影视美学本性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在于美国影视的制片、发行（播送）体制由谋利集团酿就。无论是垄断性的公司，还是专权的制片人，一切都使金钱成为这种体制的利益冲动。二是美国影视在美学上的“幻觉论”使得美国影视作品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梦幻式的解说，填补社会存在的精神空白。丹尼弗·贝尔在其力作《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对此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贝尔认为，美国影视中构筑起的虚假的富足，灰姑娘式的成功等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幻觉文化，这种用影视作品进行社会病治的“欢乐疗法”，实质上只不过是大众享乐主义。它的广为传播，使游玩、娱乐、炫耀和刺激，带上了强烈的美国式强制色彩。诸如影片《电光骑士》、《洛奇》、《超人》、《第一滴血》、《蝙蝠侠》、《生死时速》等，都为这种“大众享乐主义”做了很好的注解。
第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当代美国影视之所以能构成国际文化传播中的“帝国文化”现象，其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原因。高科技在影视传播过程中的运用，使得美国得以用空前强大的传播手段，向全世界进行美国影视的扩张。无论是其先进的空间技术在广播电视网中的利用，还是其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影视作品制作，都使当代美国影视成为展览高科技的最佳方式。这确实使人们记起了香港已故传播学者林年同的一句话：“高科技在影视中的炫耀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当代美国影视的确也正是利用这些，让人们在美国高科技形成的人类图腾前，顶礼膜拜。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似乎已构成圆他们世界影视霸王之梦的迷狂。但实际上，诸如《太阳帝国》、《蝙蝠侠》、《超人》等影片高科技式的银幕展览恰恰让人窥见了幼儿般的“卡通意识”，难怪乎影评人评论这类影片说“这种超力量的显示，已无艺术想象的空灵可言，只是将影视艺术残缩为现代科技的游艺”。
第三，对悠久文化的嫉妒，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作为人类艺术发展阶梯上的影视艺术，无论怎样贴进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就其深刻地昭示人类创造历史的丰富和博大的使命来说，都是与其他艺术一样的。而当代美国影视恰恰将美国银屏作为用美国式的伦理、价值观掂量世界一切的尺度，将美国银屏天地视为“没有历史的包袱”、“个人开拓的强悍性格”、“个人价值显露的天堂”等美国意识纵横驰骋的领地。这种无视世界文化积淀的丰厚和悠久历史传统的极度扩张欲望，实质上显示出文化视野的狭窄和艺术目光的短浅。
中国入世的本身，就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二律背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注定了我们的影视也要在巨大的悖论中生存和发展。
面对着帝国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反击。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如在直播卫星接收天线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美国影视的大肆侵入更是势如猛虎，欧洲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用不进行语言转译的方式对美国影视作品进行抵制；在美国继《神探亨特》后又推出电视剧《摇滚警探》的情况下，欧洲诸国又投入巨资联合拍摄与之抗衡的纯“欧洲风味”的庞大系列剧《欧洲警察》……但这一系列的文化反击，并未奏效。
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响应法国倡导的呼吁，投入到抗御当代美国影视的行列中去，但却不能不正视严酷的现实：“帝国文化”的侵入难以遏止。正是面对如此低迷的状况，还是法国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反弹理论（Toreboundculture）。文化反弹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外来的浅层文化深度侵害另一种丰厚的文化，经历一定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人们就会重新认识并认可原有的丰厚文化。文化学中的反弹现象，的确出现在不同的艺术部类，并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法国提出的这一理论，的确显示了法国在文化理论研究上的厚重，特别是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决心。但是，此理论即便是在反对“帝国文化”的阵营内，也还是存在争论的。赞成者认为，“文化反弹”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文化理论，特别是面对“帝国文化”似乎无法抑制的侵略，文化反弹理论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而且为最终认识和解决“帝国文化”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并极大地鼓舞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的信心。反对者则认为，文化反弹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文化上的海市蜃楼，祈盼文化奇迹的出现不但令人失望，而且还会放弃文化自省后的即时努力，让“等待”成为“无奈”。
在中国入世格局已定的今天，在中国影视界面对极其严峻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今天，我们了解“文化反弹”理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认同这一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来应对中国影视业面临的“帝国文化”问题。决不能让“等待”成为“无奈”。这实际上已涉及了我们在影视上的文化战略。也许，我们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我们的文化战略。
首先，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塞谬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关于“信息社会与新型文明断层线”的看法。在亨廷顿看来，从大的线条（大的文化走向）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就各种文化形态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都会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这个统一的文明体。从更细的线条（小的文化走向）看，信息时代将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开辟新的空间，使之融入统一的文明体。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观点也许更为精彩，他认为，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无论如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该成为一种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以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赛义德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成为各国分享的资源。如美国人诠释《花木兰》，中国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例证。中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片的资金投入比1999年乌克兰全国整个电视行业的财政拨款还多。加入WTO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会明显增多，我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和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似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义或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影视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兼容、理解、共处等问题。面对全球化，诸多的影视界人士对自身的影视文化处境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全球化下的“殖民化”，目前表现为帝国主义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因此，许多人担心，本国、本地区的影视工作者会不会认同于殖民者的影视文化？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影视文化现象时，会不会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这种疑虑并非多余。但是，无论我们在创作还是在研究中，只要不再忽略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环境，我们便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既要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业的极度扩张，也要坚决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影视界对待外来影视文化的一种不变的态度。
其次，在影视文化传播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影视界首要的是加强政府保护性措施。要制订中国影视的产业政策，加速影视的产业化进程，并在这方面实施强有力的法制保证。美国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信息经济中独占鳌头，美国1996年通过新的电信法极为重要，功不可没。美国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成功此举，被国际上誉为“惊天创造”，这也就是指美国在经历了激烈的国会辩论后，终于以高票通过了《1999美国电信法》。通过此法律后，美国终于将电脑业、电信业、传播业（包括电影、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形态）、娱乐业三者的壁垒彻底地横向打通，使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大旗下进行了巨大产业重组。自《1999联邦电信法》通过后的产业重组浪潮风起云涌，特别引全球注目的是2000年10日上午，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同意被美国在线亿美元的价格并购，组成新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AOL-TmeWarnerInc.），股票市值3600亿美元，年销售总额300亿美元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传播娱乐公司与全球第一号网络公司的联姻，因而意义非同小可。这宗合并案我们可以看做是两种经济的融合，两家公司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经济，一个就是高科技资讯时代的新经济互联网公司，一家是比较老牌的传统媒体公司。这是两个时代的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合在一起。这次合并会加速新旧媒体合纵连横的脚步，同时还将对互联网、媒体及娱乐业产生影响深远的冲击。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是信息产业被称为信息产业以来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从这一刻开始，信息产业才第一次部分地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此次合并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变革不是发生在被以前认定的信息产业范围里面，而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次重组。它不仅标志着新兴产业终于进入了社会的主流，发挥出人们预期的巨大推动力，开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标志着社会开始接受新兴产业，对旧的产业加以改造，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在这一重组中，美国的影视业又借此机会“登堂入室”，无论是在运行体制上，还是在媒体融合上；无论是在资金的优势上，还是高科技的优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攀升。美国在千年之际展示出来的在影视上的最新发展态势，正在为世界瞩目。这种瞩目，最根本的是让人们窥见了体制创新带来的巨大力量。显然，中国影视界要深入研究这些最新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具有规模效应的影视产业集团。要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实现影视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目前我国影视产业存在着规模小、封闭性运作等特点，这严重阻碍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要通过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把影视企业做大做精，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具有明显优势的影视企业，可以其为龙头组建产业集团，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小影视企业做到活、专、新、特。形成影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掌握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经验。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一是培育资本市场，提高影视企业的融资能力。二是培育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影视人才。特别是培养出一批大制片人、融资专家，造就一流编导队伍。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敢于做到资源在外，市场在外。四是适当吸收国外资本，利用国际游资，加快国内影视业发展。当然，还要强化管理，必须极力发挥法规的权威性作用，如有效地控制“天空”，防止进口配额的多头申报等。
第三，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一定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浓郁的国际化特点。入世后，我们的影视创作面对国际化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体现为争夺国内的市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争夺国际的市场。而在这竞争中，影视创作问题，将先于影视制作，突出地表现出来。其间，影视的题材，又将成为创作的重点。中国影视的创作，无论是面对国内的市场，还是面对国际的市场，都有一个寻求中国影视题材合理构架的关键问题。以往在影视题材上的计划色彩（如影视题材规划中的“节日艺术”等）都将重新接受市场的检验。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中国影视题材资源，才能征战影视市场。在这方面，一是我们要对国际性题材予以关注和追赶。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便是爱滋病题材和同性恋等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二是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这在影视创作中，亦如此。中国影视《一个与八个》、《晚钟》等作品之所以得到世界的承认与赞赏，很大程度上，是在于这些作品中深刻体现出来的人类意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影视评论和影视理论，大都忽视了这些。三是对“东方风情”的创造性转换。中国影视之所以在世界影视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在赛义德看来，“东方风情”是其重要的方面。尽管“东方风情”是“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偏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东方风情”的创造性转换（站在不失民族精神的立场），发现与开掘世界性题材的独到魅力，并用影视的国际性话语予以阐释与诠解。《洗澡》、《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应当算成功之作，但在运用国际性影视话语上，尚有一定的距离。影视的创作，终究要在影视的制作上体现出来。我们的影视要在应用高科技方面急起直追，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同时，要在培养专门人才、着重研究数码特技方面予以特别的关注，用高新技术提升我国影视业的发展水平，以与国外高科技大片相抗衡是中国影视发展刻不容缓的大事。
在影视的发行中，要全面建立并运用先进、科学的营销体系。在影视的市场运作中，如何运用市场营销策略决定着影视的成败。中国许多的优秀作品，之所以无法打开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没有在影视的市场营销中去寻找症结。影视企业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科学、全面和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影视的营销策略是指影视企业为了扩大影片销售，提高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在对市场、影片和观众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影片促销活动进行全面策划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影视的销售已经历了从影片的低度开发阶段（生产导向时期，注重商品力）到影片的的中度开发阶段（营销导向时期，注重营销力），现在又发展到了影片的的高度开发阶段（形象导向时期，注重形象力）。近年来，IMC（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整合营销传播正在异军突起。所谓的IMC战略，是指在市场活动中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实现企业所有传播活动的一元化，让企业良好的形象得以完整和充分的发挥，以此形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战略。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市场营销理论已发生的巨大变革，即从P理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权利（power）、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发展为C理论：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Thewantsandneedsofconsumer）、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对影视而言，美国影视《泰坦尼克号》就是全面运用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我国的《参考消息》曾作过全面的介绍）。这一理论的运用，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影视营销研究中的一个成功经典案例。
我们认为，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就是造就世界影视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视简单共存，而是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用影视来促进人类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艺术资源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坚持影视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每一种影视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魅力、独到的文化形态，只有这样，世界文化才丰富多彩，世界才丰富多彩。正因如此，国际影视界出现的“文化反弹”理论足以构成一种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如何理解，特别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还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极为严峻的课题。检验这一理论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实践。世纪中国，应当也能够在这方面，以出色的影视业绩来回答影视的这一世纪课题。这方面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范畴，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层次：世界民族文化在影视中体现出的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影视文化，正凝聚着反弹的冲力，抗御着“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也在寻求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大潮流中，迸发出来一股寻求世界文化新秩序的正义力量。
在人类未来发展的态度上，罗马俱乐部曾被视为悲观论的代表，但他们也认为，“只要能够明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那么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世界影视文化传播、中国影视文化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
9.《传播学理论》［美］斯蒂文·小约翰著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1教学基本情况在教学目标上，传播学是影视制作专业的基础课程，将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特殊媒体来进行研究，针对电影、电视讲授影视传播的基本规律。通过传播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影视传播的基础理论，掌握影视传播的各个环节，深刻理解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学会从传播学角度观察周围影视现象，并进行理性分析，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转化为影视制作、传播工作中的指南。（1）教学内容：梳理传播学研究历史，阐述基本理论，围绕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各传播类型，如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进行全面的分析。（2）教学方式：该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平均周课时为2课时，以课堂讲授为主。（3）教学资源：教学资料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相关教材与参考资料；二是通过互联网搜索等，获取现实影视领域中的影视作品，关注传播发展动向，作为例证。（4）考核方式：采取闭卷笔试，同时参考学生平时出勤、作业提交及课堂表现，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按30%与70%的比例进行核算。
1.2学生认知现状传播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往往面向大学一年级学生在第一学期开设。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影视领域认知、影视专业素养及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会产生直接影响。仅根据学生考试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较为片面，也容易产生偏差。因此课题组在课程结束后，面向所授班级学生进行了课程的认知调查，总计发放问卷62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62份，有效率100%。此次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学生学习情况、教学实施情况、教学评价情况四个方面。具体调查情况及分析如下：
1.2.1学生学习情况从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对传播学课程接受程度较高，大部分学生对课程较为感兴趣，主要原因有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能拓展自身知识面，并且和其他专业课程密切关联，但也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有近20%的学生认为该课程不是很重要，主要因为理论性强、知识点多，实践少。同时学生对传播学的学习主要依赖于课堂讲解，遇到问题不太愿意提问，学习主动性不强。
1.2.2教学实施情况大部分学生认为传播学的教学方式除讲授外，应偏重于讨论与小组学习，对视频观看要求强烈，并且希望多阅读补充资料，而部分学生认为教材不能满足学习需要，原因主要集中于理论繁多、知识需要随时展多更新等，这些情况与媒介的发展及90后学生的媒介接触情况有密切关系。
1.2.3教学评价情况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较为认可，也认为考核不要局限于笔试，而应多样化，突出实践与动手能力，在老师评价的同时，也能在同学之间进行互评。
目前对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本科教育，对高职层面的教学则缺乏系统研究，通过以上对课程教学现状及学生课程认知情况的分析，也不难发现传播学教学缺乏高职特点，和高职教育目标、学生实际情况存在脱节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课程定位不准确。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①由此可见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注重专业技能的高职影视教育来说，传播学理论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学生不清楚学习的目的；教学内容过于专业学术化、理论化，学生理解也存在困难。目前针对高职教育所编写的传播学教材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各院校有的选择偏理论、少实务、针对本科教育的教材，如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等，还有的则选用教师自编教材，缺乏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难以保证教学质量。（2）教学形式单一。传播学作为理论课，一般安排在普通的多媒体教室授课，课时不超过40学时，由于时间和场地的限制，使得课程基本上以讲授为主，无法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使学生对课程的认知，特别是课程实际运用价值的理解十分有限。
3.1课程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传播学研究范围广，目前的教材普遍涵盖了传播学历史与发展、传播类型、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传播学史和主要学派、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等。若完全照本宣科，这些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容易造成学生的理解困难，和实践脱节。事实上，传播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高职影视专业的教学应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引导学生认识传播现象、理解传播概念，进而深入到传播过程、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播效果等内容的学习中。在这方面，笔者已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尝试，结合专业特点，将影视传播作为教学重点，课程内容紧密围绕传播过程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影视传播基础理论、影视传播队伍分析、影视传播媒介分析、影视传播内容剖析、影视传播受众分析、影视传播效果分析等，这些部分涉及了完整的传播过程，即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中的每个环节，同时针对当前媒介发展过程中，影视传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加影视宣传管理、新媒体的发展、新旧媒体的融合等内容，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3.2教学方法：贴近学生，教学相长很多专家、学者对高职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如情景教学法、案例分析法、项目实践法等，就传播学教学而言，不能将这些教学成果简单照搬，而是应考虑现有教学条件，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具体分析、具体实施。
3.2.1课堂教学，丰富案例资源正如前文所述，传播学课程多面向大一年级新生在第一学期开设，学生专业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课时与教学场所的限制，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较为困难，教学形式还应以授课为主，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弥补书本知识理论性强的劣势，转变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固有认识，提高学习兴趣。一方面，将理论知识还原于案例之中，选择典型案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帮助学生理解。例如在讲授“意见领袖”概念时，可以引导学生先发现生活中、班级中的“意见领袖”，再回到大众传播中，以学生普遍关注较多的网络传播如“犀利哥事件”为例，分析“犀利哥事件”的传播过程以及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存在于哪里，又是如何引导舆论走向，将受众对犀利哥的外形与身世的关注转换为帮助犀利哥，最终获得政府救助回到家乡。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的直观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例如，引导学生认识传播者时，不应仅停留于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发行、放送机构。网络传播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除了介绍学生使用微博、微信等传播行为外，还可以播放一些拍客的成功作品，如经拍客之手由地铁卖唱走上春晚舞台的西单女孩的成名之路等，这些作品普及度高，时长较短，适合课堂播放。
3.2.2课后作业，重视小组讨论课堂教学侧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课后可多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培养学生认识、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一方面小组分工重视团队合作意识，能课提高学生传媒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部分90后学生个信张扬、乐于表现的特点。例如结合传播效果、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安排学生到院线进行一次观影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同时在课堂中可安排学生结合作业进行讨论，充分给予学生意见表达的机会。在评价标准上，适当加入学生互评环节，教师评价则以正面鼓励为主，增加学生的学习信心与动力，作为老师也可以直接了解学生的想法、兴趣，掌握其学习情况，有效调整教学内容。
3.3教学资源：贴近热点，常换常新人类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媒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是讯息”理论，新媒介的产生开创了社会信息传播的新形态，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意味着传播学的教学资源不能完全拘泥于书本，需要与时俱进关注传播的前沿理论及热点事件。例如自媒体时代的传播者、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合，网络传播内容的监管，受众的媒介素养，网络舆情等，这些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应在教学中予以体现，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孙明经、魏学仁等拍摄的好几部教育电影在当时创造了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1]中国的影视艺术教育从此拉开序幕。但它并没有成为“种子”，使真正意义的电影教育得以传播和弘扬。相反，从那时开始的50年间，我国普通高校一直没有开设正式的电影课程，此举大大推进了我国普通高校的影视艺术教育。[2]时至今日，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已然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界所关心的教育问题。本文采用文献收集、内容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视艺术教育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研究，试图总结出目前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求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从而促进我国影视艺术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笔者主要依托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影视教育”作为主题（考虑到影视合流和抽样的重复交叉等因素，“电影教育”和“电视教育”不作为本文研究的抽样主题），对2011年以前的学术研究论文进行精确检索，检索到影视艺术教育相关论文共320余篇。为了提高研究样本的信度和效度，笔者对检索到的所有论文逐一进行阅读，将政策宣传、领导讲话、信息通知、研讨会介绍、卷首语等与本研究内容相关度不大的文章剔除，最终确定226篇作为本文内容分析的研究样本，其按年份的分布情况为：……2010年22篇、2011年27篇。
在检索到的论文中，最早的是发表于《电影评介》1986年第4期的《影视文化教育是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分布情况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者逐渐关注影视艺术教育的发展，而从2004年开始掀起了真正的关注热潮。此后，在2005年和2008年有所下滑之后一直趋于新的历史高点。
论文的研究内容分析。为了全面了解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热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笔者对226篇学术论文进行了仔细阅读，最终将其内容划分为影视艺术教育的理论探讨（89篇）、影视艺术教育的学科体系构建（34篇）、影视艺术教育发展研究（45篇）、中外影视艺术教育比较研究（9篇）、影视艺术教育的教学资源开发（10篇）、影视艺术教育与素质教育研究（29篇）以及影视艺术教育与课程整合（10篇）等7大板块。
通过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且多集中于影视艺术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影视艺术教育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和影响等方面，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对影视艺术教育的本质、内涵、影视艺术教育的后现代生存等现实问题鲜有关注，缺乏系统而科学的学科体系构建的探讨，缺乏对国外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启示的研究，缺乏对影视艺术教育相关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的实用型研究，缺乏对影视艺术教育与课程整合的大教育观的研究，这可能与虽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的影视艺术教育在我国被重视时间不长有关。
（一）研究者单位分析。通过对226篇论文逐一进行阅读，笔者将研究者的单位分为6类：影视传媒类院校占17.8%、师范类院校占34.3%、综合性大学占33.1%、中小学占5.3%、职业院校占3.6%，其他占5.9%。其他类包括电视台、广播电视大学、影视公司和事业单位的相关影像机构等。通过分析看出，目前国内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队伍主要来自于师范类院校、综合性大学和影视传媒类院校，而且前两者也是以它们下属的影视传媒类院系为主，这可能与三者的影视学科体系较为系统、影视艺术教育实践相对丰富以及理论研究水平较高有关。
（二）研究者所属地域分布。通过分析得出学术论文研究者的所属地域排在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四川、河南、江苏、河北、广东、浙江、黑龙江、山东。这些省份经济比较发达，开设影视相关专业的高校或影视研究机构比较多，因此这些地域的影视艺术教育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也较多，成果较为显著。整体而言，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者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大多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
为了更好地了解哪些学术期刊比较关注影视艺术教育，笔者对学术论文的来源期刊进行了统计，将论文的来源期刊大体分为六类：影视传媒类期刊占40.2%、高等院校学报占23.6%、教育类期刊占17.6%、综合类期刊占5.5%、艺术类期刊占5.5%以及其他类型的期刊占7.6%。统计时将影视艺术类期刊划归到影视传媒类，艺术类期刊不包括此类。
统计结果显示，影视传媒类期刊对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其次是高等院校学报和教育类期刊。由此可见，我国的影视艺术教育已经得到影视传媒学界的密切关注，但是普通教育界对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否则会影响到影视艺术教育大教育观的发展。据统计，共有54篇在CSSCI来源期刊上，约占影视艺术教育相关论文总数的27%，这说明目前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学术论文质量整体水平不高。
迈克尔・辛格尔特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解释与实证的方法。[3]解释的方法即定性研究，实证的方法即定量研究。所谓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多从个人经验或观察到的情况、个案入手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所谓定量研究，是指研究者多使用测验法（问卷调查）和观察法（统计资料）得出数据，使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作为分析和结论的依据。[4]本文统计了在226篇影视艺术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分布情况。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1995年前没有一篇论文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但是自2006年以来定量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
总之，目前我国影视艺术教育的研究存在数量逐渐增加但总体质量有待提高的情况。研究内容视角狭窄，主要集中在学科本体层面，对影视艺术教育大教育观的构建重视不够，对视听时代影视艺术教育的后现代化重构的研究缺失，研究方法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东西部研究成果极不均衡等，这些问题有待引起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1] 探索影视艺术教育的中国之路――纪念中国电化教育7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电化教育研究，2007（1）：3-20.
[2] 连文光.中外影视艺术教育比较论[J].高教探索，1996（2）：41-44.
[3] [美]迈克尔・辛格尔特.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M].刘燕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3-72.
[4] 朱天，吴曦聪.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农电视传播研究探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6）：85-92.
武术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武术的传播力。本研究将在梳理武术传播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述评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对其作出整体分析与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尽管武术传播伴随武术的发生与发展自古已然，但学界真正开始对武术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000年，邱丕相等首次提出“武术传播学”可作为武术学科的分支。2006年《武术传播引论》的出版，开辟并确立了武术研究的新领域。此后，“武术传播”成为国家重点培养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6个研究分支之一，上海体育学院也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开始招收该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方向也获武术首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7年首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以“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国武术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加快了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进程。2008年《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武术传播”研究的影响力。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对于推动武术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及武术国际传播等方面，以下笔者将从这4个方面分别述评。
凡是直接传播武术或是对传播武术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武术传播者[1]。武术传播者是武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环节，在整个武术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按照传播者是否从属于组织，可将其划分为个人传播者和组织传播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馆校、武术社团、镖局等组织传播者方面，对个人传播者和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等组织传播者的研究较少。
对于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主要体现了3大特征：一是出现了一批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办武术学校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优秀武术馆校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武术馆校师生对中国武术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从现代社团发展的趋势探讨武术社团的改革与发展》等。二是研究的地域性较强，主要集中在山东、安徽、北京等地。如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生源现状调查与研究》《安徽省高校武术社团发展现状及其前景研究》《安徽省民办武术馆校的发展现状研究》《北京市民间武术社团组织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三是研究大多从现状和对策的角度出发，如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福建省普通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及其和谐管理对策的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西民间武术社团现状分析》《我国民办武术馆校办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应注意以下4方面：一是扩大研究地域的覆盖面，加强对于上海、河北、河南、广东等更多省份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二是进一步细化研究地域，加强对于沧州、佛山、温县、郓城等武术之乡的武术馆校与武术社团的研究；三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宏观规律与对策，指导更广范围武术馆校和社团的发展；四是研究视角不应仅限于现状与对策，而要多角度展开，如已有研究中的“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2]便是较好的例子，其从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组织文化理论为依托，揭示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武术社团文化的本质内涵，可为当前武术社团的发展及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对于镖局的研究，主要是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产生[3]、发展、壮大[4]、衰亡[5]的历史归因及历史评价[6]的系列研究。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历史寿命长达500余年。镖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亮镖”“走镖”、镖局内镖师之间的切磋交流等，对武术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有效“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创新，弘扬了中华武术的武德”[7]。研究镖局，不仅有助于我们明晰武术传播史，对当代武术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后研究应注意从镖局形成的根源、发展的动力、衰亡的缘由，以及运作机制和对武术传承与传播的影响等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于组织传播者，未来还应重点研究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等历史发展、社会价值、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加强这方面研究对当前及未来武术的国内外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个人传播者的已有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李小龙对中国武术的贡献与启示方面，如硕士学位论文《李小龙对武术发展的贡献与启示》。进一步研究应在关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代表性武术影星的同时，注重对杨澄甫、孙禄堂等代表性武术宗师的多方面研究，并从中提炼武术影星和武术宗师们推动武术传承与传播的有益经验与策略，为打造当代武术传承与传播的代言人，更好地发挥武术明星与名家的作用服务。
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的主体部分，可分为武术技术传播和武术文化传播2个大的方面。当前对武术传播内容研究较多的是武术教育及武术影视领域。关于武术教育，康戈武等研究指出当前武术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武术的防身功能被淡化[8]。王增平通过调查指出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武术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主要以技术为主，理论教学内容不足[9]。陶志超对上海市10所普通高校的武术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指出：上海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主要强调技术教学，忽视理论课教学；教师忽略对套路动作中招式攻防含义的解析，在教学过程中未贯彻终身体育思想；以技能为主的单一教学评价模式过于片面[10]。可见，当前武术教育领域的武术传播内容偏重武术技术，尤其是武术套路，对武术文化的关注度不够；但正如学者所言，武术传播的核心是文化传承，脱离文化传承的武术传播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未来武术教育的传播内容应以文化为核心，树立“文化第一是中国武术传播的终极目的”[12]的教育理念。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武术教育的瓶颈问题是教学内容，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武术教育的研究重点，而且在当前定性研究占主导的情况下，相关量化研究将是武术学者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式。
在武术影视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传播内容过于偏重技术，从而造成了对文化的忽视。以武林大会为例，其触发了武术传播质的飞跃，使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的部分拳种进入了主流电视媒体，但是，武林大会对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却并不理想。有学者通过分析“武林大会”认为：不同传播者有不同的把关角度，但均应以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电视传播的武术内容应反映武术全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武”交汇融合[13]。事实上，武术电视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存在“二律悖论”，在传播过程中要讲求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14]；但是，针对二律悖论，如何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把握好“度”，凸显出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并赢得良好收视率，从而实现武术传播与影视发展的共赢，是当前及未来武术影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其贯穿于每一条传播途径，内容的选择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武术传播的质量；因此，今后的武术传播内容研究有必要细化到每一条传播途径，在以文化传承传播为核心目的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传播途径的特性确定具体传播内容，并在此“个性”的基础上，提炼“共性”，以服务于宏观工作实践。
武术传播途径是武术传播者传播武术内容给受众的渠道、路径。具体而言，现在较为常用的渠道有网络、影视、教育、赛事、杂志、舞台等。当前研究较多的是网络、影视、教育与赛事。关于武术网络传播，研究认为它可以“加快武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武术的全面推广与普及，弘扬武术文化，促进武术与国际接轨、为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契机，但网络传播对武术的发展同样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如武术暴力、色情，网络武侠游戏成瘾，网络传播中的武术知识产权问题等”[15]；而且，从总体来看，当前的武术网站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武术资料重复多、实质性资料少，武术视频缺乏质和量”[16]，“内容贫乏、缺少特色，更新迟缓、信息陈旧，外文版本有待加强，高校网站亟待发展”[17]等，建议“提高对网站传播的认识，加强武术网站建设增加投入，给予政策倾向支持”[18]，“建造富有个性化、高质量的武术网站，逐步提高武术网站的知名度，诚信传播武术信息、提高网络安全系数，建立和完善武术网站自律机制，加快武术网络人才的培养”[19]。可见，武术网络传播研究大都是从网络整体的角度进行的，对单个武术网站和单一传播形式（如论坛、贴吧、博客、空间等）的具体分析极少，在时效性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影视作为现阶段武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几十年来不断掀起习练武术的热潮，实现了与武术发展的共赢，但是，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有学者认为：武术影视孕育了武术运动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影视武术，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武术爱好者，并有效扩大了武术人口，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可是武术影视中电脑数码特技的过度应用，使武术变得更加神秘化、虚幻化，对武术及武术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误读，部分武术影视所宣扬的“影像暴力”对观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建议进一步加强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宣传、推广的力度，充分发挥武术影视的优势，促进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加强影视武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力培养影视、武术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利用武术影视产生的经济需求和产业链效应，进一步促进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控制好拍摄、制作过程中数码特技的应用程度，并处理好其中“影像暴力”的消极影响；加强武术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20]。总之，武术传播者要自觉守护武术文化的精神底线，引导人们对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进行正确认知，培育人们正确的武术观，使武术在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同时，防止武术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为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1]。如何实现以上对策，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武术教育传播途径的研究，重点是武术传播内容，此外，武术教育的方法手段、功能价值、考评标准、师资队伍等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尤以方法手段的研究较多。比如，有学者指出“自主学练法”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能够带来较好的教学效果[22]。有学者认为多媒体技术以其自身所拥有的直观性、高效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对信息容纳的兼容性以及全面性特征，为教学提供直观、形象、高效的辅助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并且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技巧，更好地拓展武术教学的空间和范围[23]。其。